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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无大事，吃就是大事。早在孔老夫子那里，已经开始谈论饮食之道。他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理论。中国古代好美食的文人，苏东坡先生算得重要一人。他曾写过《菜羹赋》和《老饕赋》。以他名字冠名的杭州名菜东坡肉、四川的东坡肘子更为后人所广知，比他的诗文更深得民心。苏东坡还曾特意作诗介绍烹调经验：“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
陆游，是一位不亚于苏东坡的业余烹饪大师。在他的诗词中，咏吟烹饪的有上百首。例如记录他会做饭（面）菜（羹）的诗句就有“天上苏陀供，悬知未易同”，即是说自己用葱油做成的面条是天上苏陀（即酥）一样。
梁实秋擅长于写幽默风趣、活泼洒脱的闲适小品，他的《雅舍小品》与《秋室杂文》被朱光潜先生认为“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雅舍小品》中有多篇描写美食的文章，文字简洁而余味无穷，写西施舌（一种贝类）、醋熘鱼、狮子头、薄饼的几篇读来令人想据案大嚼大快朵颐，梁先生写老北京的烧鸭、豆汁儿、小吃酸梅汤和糖葫芦，读来更令人口角生津、垂涎欲滴。据说在台湾，家庭妇女都把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当菜谱读的。
林语堂说过这样的话：“人世间如果有任何事值得我们郑重其事的，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据说，每到一处，林语堂最先摸清楚的就是吃东西的地方，无论高级饭店，还是路边小摊，他都要一一去尝试。
翻阅周作人的著述，有关饮食的文字亦比比皆是。关于吃饭与筷子、喝酒与酒友，关于鱼、蟹、海错和味之素，关于臭豆腐、油炸鬼和端午节，关于苦茶、盐松树和北京的茶食，关于梅子、菱角和故乡的野菜，等等等等，总有些清新隽永、别出心裁的妙论，他曾在苦雨斋里不止一次说起他家乡绍兴风味食物。就算是野菜，在他平淡冲和的文笔下，也不免让人神往。试想一下，在风雨潇潇之夜，坐在乌篷船里，喝几盅酒，听雨打小船的声音，那份意境实在唯美。
汪曾祺是当代最会谈吃的作家，他不但文章写得清淡，做菜也有一手。据说台湾女作家陈怡真来大陆访问，指明要去他家作客，那顿菜并不奢华，都是汪老亲自下厨。其中一道干贝萝卜，女作家连称好吃，吃不完竟要打包带走。后来汪老说，那些天正是小萝卜最嫩的时候，水分又足，当然不难吃。最不起眼的东西往往却是天下最好的美味。喜欢吃的人都是很乐观，汪曾祺在**中下放，没得吃，自己画马铃薯，画完一个，丢到火里就算是烤着吃了，还说自己是世界上吃过马铃薯品种最多的人。
陆文夫是堪与汪曾祺比肩的美食家级的作家。他曾描绘五十年代在江南小镇的一顿低吟浅酌：这是一条小石码头，店主从河里拎起一个篾篓，篓里有一条活桂鱼，约两斤不到点。按理桂鱼超过一斤便不是上品，不嫩。可陆先生此时饥肠辘辘，却希望越重越好。买下鱼后，打两斤仿绍，店主引其从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上，楼上空无一人，窗外湖光山色，窗下水清见底，风帆过处，群群野鸭惊飞，再极目远眺，青山隐隐，面对碧水波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自斟自饮，足足逍遥了三个钟头。
对你有帮助，请采纳！追问
直接形容的，共要三段，每段一百字左右
追答老大，先把这个采纳了呀，晚上我帮你写
描写漳州美景、美食的文章
漳州风光好，风景美，如果你来不会让你失望。
有漳浦的将军山如此和平和的灵通山，是如此的壮伟；有东山的风动石和南靖的土楼是如此的吸引游客。
在平和的林语堂故居，在长泰的漂流；无不让人流连忘返。
美食也是不可敌挡，简直让人垂延；平和的蜜柚，云霄的枇杷，东山的海产鱿鱼。
林语堂的短篇文章
吾国与吾民 生活的艺术 里面都是短篇的，还有如他秋天的况味一样的散文，散文集 人生的盛宴 ......http://www.oklink.net/book/s11/1816.htmhttp://www.millionbook.com/mj/l/linyutang/你在百度里搜搜还有很多的，呵呵，林语堂爷爷的文章太值得读啦！
试谈林语堂的闲谈散文
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中的《闲话说东坡》、《记纽约钓鱼》、《记游台南》和《论西洋理学》等，最体现开放的丰富和舒展的美丽，也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与上相关，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
他认为：“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
”⑦正为此，林语堂欣赏金圣叹的《水浒传序》。
该序开篇兜头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
”突兀而来，完全是感兴之言。
而全文慨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谈朋友聚谈之乐，与《水浒传》并不搭界，借题发挥而已。
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叹文不对题了。
可文不对题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尽致地发抒了自己心头涌动着急欲出口一吐为快的人生感悟。
也正因为憎恨“规矩”，林语堂觉得奇怪，像金圣叹这样的通达之人和不羁之才有时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
他写道，金圣叹批书专门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结二结，并满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着头脑。
⑧林语堂同时指出，文章的起承转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大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
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
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
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
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
林语堂的自由写作态度与梁实秋恰好相反。
作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林语堂衷心认同。
梁实秋则以为此是“才人高致，非常人所能企及”。
又说，徐志摩为文，尝自谓跑野马，属于“下笔不能自休”一类，虽然才华横溢，究非文章正格。
⑨林语堂要作文如谈话，梁实秋要谈话如作文。
梁实秋甚至认为谈话也要严谨，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
他批评道：“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剪裁的人就更少了。
” 谈话也要剪裁，在林语堂听来简直不可思议。
所以林语堂是主张打破桎梏而无遗的表现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croce）的信徒，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babbit）的信徒。
白璧德讲“文章纪律”。
难怪梁实秋的散文篇篇笔法老到，结构精严。
这自然也是现代散文可有之一格。
但梁实秋又将作文的规矩强调得太过了。
郁达夫引述过梁实秋发表于《新月》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途。
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口气和泼妇骂街的口气都成为散文的正则。
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文调，没有。
”郁达夫反问道：“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骂“他妈的”，常称“狗领带”。
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
”（《烟屑四》，《宇宙风》第六期）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语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闲谈的口吻。
林语堂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
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
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
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
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
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
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
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
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
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
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嗾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
”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嗾”字最见精神。
“嗾”者，使狗也。
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
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嗾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
”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
……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凯嗾曹锟兵变，平津惨遭劫掠，此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击。
...
求林语堂的一片文章或书（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哪种）
中国人的饮食（节选）林语堂至于各种饮料，我们生来就很节制，只有茶是例外。
由于酒类饮料较为缺乏，我们很少能在街上看到酒鬼。
饮茶本身就是一门学问。
有些人竟达到迷信茶的地步。
有不少有关饮茶的专门书籍，正如有不少有关焚香、酿酒饮酒和房屋装饰用石的书一样。
饮茶为整个国民的日常生活增色不少。
它在这里的作用，超过了任何一项同类的人类发明。
饮茶还促使茶馆进入人们的生活，相当于西方普通人常去的咖啡馆。
人们或者在家里饮茶；有自斟自饮的，也有与人共饮的；开会的时候喝茶，解决纠纷的时候也喝茶；早餐之前喝，午夜也喝。
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
这是一个普遍的习惯，对身心没有任何坏处。
不过也有极少的例外，比如在我的家乡，据传说曾经有些人因为饮茶而倾家荡产。
这只可能是由于喝上好名贵的茶叶所至，但一般的茶叶是便宜的，而中国的一般茶叶也能好到可供一位王子去喝的地步。
最好的茶叶是温和而有“回味”的这种回味在茶叶喝下去一二分钟之后，化学作用在唾液腺上发生之时就会产生。
这样的好茶喝下去之后会使每个人的情绪为之一振，精神也会好起来。
我毫不怀疑它具有使中国人延年益寿的作用，因为它有助于消化，使人心平气和。
如何评价林语堂的文学风格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
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
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
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 。
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
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 ，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
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
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
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0岁。
林语堂散文所涉领域极广。
他认为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
（见《小品文之遗绪》）从他创造性地将西方的humour译成“幽默”始，一直到晚年自诩为道家精神，林语堂始终保持这种谈话风的艺术范式，并以闲适幽默为格调、性灵超远为立场。
林语堂的散文半雅半俗，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往往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用平淡的话语去赞扬美文，这样便形成一种庄谐并用、私房娓语式的闲适笔调。
他的文字自然流畅，幽默而不荒唐，自有意趣。
不过有时轻松过度，少了一份厚重。
林语堂的这种风格同他对文字的见解有关。
他认为：“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个是老矿，一个是新矿。
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
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中去掘取材料，惟有高等的艺术家则会从新矿中取掘取材料。
”林语堂的文风有别于左翼作家所主张之战斗的文风，而是站在高于现实处，以自由主义精神写“热心冷眼看人间”的智慧文章。
他的文章虽也讲要直面人生，不过并不缀以惨淡的笔墨；也讲改造国民性，但并不攻击任何对象，他以观者的姿态把世间纷繁视为一出戏，书写其滑稽可笑处，进而追求一种心灵的启悟，以达到冲淡的心境为最上乘。
他最终也没能听取鲁迅关于不要把小品文当成“小摆设”的规劝 （参看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坚持用散文的笔调本色为文，从而广达自喜、独抒性灵。
纵观五四时期的散文作品，林语堂这种融汇了东西方智慧的幽默情味，虽缺乏主流文学的批判力度，却也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维度，另辟蹊径，对当时、尤其是当下的读者意义重大。
林语堂婚前曾有两位恋人，妻子廖翠凤是他的第三位恋人。
育有三女，长女林凤如 （如斯）、次女林玉如 （太乙）、小女儿林相如。
廖翠凤是鼓浪屿的首富廖家的二小姐。
虽然廖翠凤的母亲认为林语堂家里太穷而有异议，但廖翠凤还是坚决果断地和林语堂在1919年1月9日成婚。
结婚后，他征得廖翠凤的同意，将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
婚后不久，林语堂和廖翠凤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攻读硕士学位。
尽管婚后生活清贫，但林语堂认为，“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
”他认为婚姻并不是以善变的爱情为基础的，而是爱情在婚姻中滋长，男女互补所造成的幸福，是可以与日俱增的。
林语堂夫妇在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时曾经表示他们“金玉缘”的秘诀就是“给”与“受”。
林语堂时刻忘不了乡音——闽南话。
他在平和坂仔出生、生长，后来到厦门的就读，闽南话作为最初的母语深入他生命深处。
他在《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中，不仅把听乡音的快乐列在其中，而且还摆在第二和第三位。
林语堂的许多文章中都融入了闽南话、闽南文化的元素，其中体现最为集中的是他1963年写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不仅仅这是他对初恋女友的回忆，还是闽南文化的传播，在书中闽南话、闽南风俗集中得到了体现。
1966年定居台湾开始，林语堂更是把听乡音当成了他最大的欣慰和人生享受。
到了晚年他按闽南话语音写了一首五言诗，甜美地回忆和描述家乡的民风民情：乡情宰 （怎）样好，让我说给你。
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尼 （如此）。
汉唐语如此，有的尚迷离。
莫问东西晋，桃源人不知。
父老皆伯叔，村妪尽姑姨。
地上香瓜熟，枝上红荔枝。
新笋园中剥，早起 （上）食谙糜 （粥）。
胪脍莼羹好，呒值 （不比）水 （田）鸡低 （甜）。
查母 （女人）真正水 （美），郎郎 （人人）都秀媚。
今天戴草笠，明日装入时。
脱去白花袍，后天又把锄。
（黄）昏倒的困 （睡），击壤可吟诗。
”
如何赏析文章
我给你个例子把，是读李广田的散文《秋天》并写成一篇不少于600字的赏析文章； 秋天的哲学——我看林语堂《秋天的况味》和李广田《秋天》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诗歌说得很好——秋天是一个让人惆怅的季节，自古英雄多悲秋。
出生在秋天的我，对于秋也别有一番感慨，喜欢秋天这个颇受非议的季节，当然有人喜欢有人烦。
试看三十年代的大家们，他们也写过关于秋的林林种种：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李广田的《秋天》和鲁迅的《秋夜》等等。
既然大家都喜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笔下的秋是如何一番景象呢？ 在很多人的眼里，秋是悲凉、凄惶、萧瑟、肃杀的代名词，是悲的象征意义，正如林语堂说的：“这时才想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萧杀，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萋草……”；当然，有人认为秋天是一个收获、成熟的季节，是金黄的感觉，让人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两种观点有其各自的看法吧，就看大家的心态了。
林语堂和李广田两个人都偏爱秋。
他们都不避讳谈秋是自己的最爱，能如此直接者少矣！林语堂说：“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
”李广田也一样：“宁可以把‘死路’加给夏天，而秋天，甚至连那被人骂为黑暗的冬天，又何尝不是走向‘生’的路呢，比较起春与夏来，我说它更是走向‘生’路的。
我将说那落叶是为生而落，而且那冰雪之下的枝条里面正在酝酿着生命之液。
而它们的沉着的力，它们的为了将来，为了生命而表现出来的这使我感到了什么呢？这样的季候，是我所最爱的了。
”两人的观点可以说一样，而不是站在对立面来一唱一反，让文章看起来有其相似性。
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可谓短小精悍，没有冗余可言，这样子的散文谓之“ 美文”不点也不为过。
全文下来，思绪是飘飞的，散文的“形散神不散”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悲的影子，而是一幅思考者的图案，独具一番宁静深远的况味。
“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
”是一种悠然，一种解脱，放松和自由贯穿全文。
林语堂整篇围绕自己手边的烟展开，和秋天联系在一起。
阐明自己的观点“我所爱的是秋林古气磅礴气象。
”秋是丰硕、成熟、收获的季节，可林语堂没有对秋的丰腴、肥美过多着墨，而是以一种怡然的心态，写秋的一种绵延细节的意味，有一种漫无边际的感觉。
一烟在手，独对黄昏，在一片宁静、惬意的氛围中，林语堂的思绪如白色飘渺的烟雾，悠然地飘忽着，如无缰的野马，秋的温润便在心中悠悠无羁地荡漾开来，秋成了代表成熟的内蕴、古色苍茫的过来人，成为烟上的红灰，又如又老又醇的酒带一股熏熟的温香，散发着一种纯正的意味深长的气息。
秋被比作雪茄、鸦片、用过二十年的烂字典、用过半世纪的书桌、一块老气横秋的招牌，甚至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徐吟的声调。
这些意象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历了洗涤，经历了自己的人生大致三分之一，留下了是历史的痕迹，沉甸甸。
他们就是林语堂想说的秋的丰厚，人生之秋的丰厚。
“人的一生无论成败，他都有权休息，过优哉优哉的日子。
”林语堂这一人生格言在文中洒脱地飘逸出来，人生之秋的丰厚，人之生命的厚重底蕴在林语堂的笔触下从容潇洒，充满了睿智。
喜欢庄子的“正得秋而万宝成”，林语堂的秋有着豁达的人生观，他的《秋天的况味》制造出一种温馨而富有人情味的氛围。
人的生命之秋从来不应落寞、凄凉，生命底蕴的积淀浓缩、厚积薄发，秋天的收获还会不辉煌、不绚烂多姿么。
林语堂是“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东方哲人，幽默大师，他追求的思想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但是通过他的文章我们知道这个哲人和普通人一样，希望在物质上面满足自己，文中出现的“雪茄”、“偎红依翠温香在抱的情调”、“酒”、看人“烧大烟”，听那“微微哔剥的声音”等，是他在秋日的希翼，就像我自己喜欢在静静的河边看夕阳西下的美景。
“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夏日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茏之慨，不单以葱翠争荣了。
这是我所谓秋的意味。
”通过和春天娇媚夏日茂密对比，体现秋天的意味，秋天更显其“优越性”了。
这是对秋天的礼赞。
在这个秋天里，只需烟和静静带着便成就了一个哲人的思想。
而李广田的《秋天》则更像随笔，用易懂的语言在讲述哲理。
例如，“我几乎说不出秋比冬为什么更好，也许因为那枝头的几片黄叶，或是那篱畔的几朵残花，在那些上边，是比较冬天更显示了生命，不然，是在那些上面，更使我忆起了生命吧，一只黄叶，一片残英，那在联系着过去与将来吧。
它们将更使人凝视，更使人沉思，更使人怀想及希冀一些关于生活的事吧。
这样，人曾感到了真实的存在。
” 其实，正是“真实”让作者如此倾心。
“给了人更远的希望，向前的鞭策，意识到了生之实在的，而且给人以“沉着”的力量的，是这正在凋亡着的秋。
我爱秋天...
林语堂对中国小品散文的贡献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
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
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
”“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
”“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
”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
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死理者所难及。
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
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
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
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
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
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
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
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
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
”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
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
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
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
它以闲适为主调。
“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
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
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 这话可疑。
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
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林语堂的文章中,下面这个片段的原文是什么？
鲁迅先生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人，但他并不为任何时代的人们所接受。
无论褒贬，大多是在借先生的尸骨来谋取某种利益。
而鲁迅先生在各种话语的包装与打扮下，其本来面目还在否？是大可值得怀疑的。
共党领袖**虽对鲁迅评价甚高，但他对鲁迅的内心一无所知，徒以几顶高帽子抛在鲁迅先生的头上。
革命需要的是立场坚定的服从者，而不是“横站”的怀疑者。
虽然“被围剿的鲁迅”与“被神化的鲁迅”是不一样的，但我以为这恰恰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已。
他们并没有触摸到鲁迅的真正脉搏，也许鲁迅是无法真正被阐释的灵魂，他的存在独独证明了文字书写的单薄与无力。
然而为了不至于虚无化鲁迅，我们还是需要用文字来为鲁迅先生招魂，为先生筑一座文字之《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
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学者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其文云：“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
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
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
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
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
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
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
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
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林语堂初到北京大学时，当时北大的教授已经形成两派，一派是周氏兄弟为首，另一派以胡适为代表。
应该说林语堂与周氏兄弟在最初是非常好的盟友，相知甚深。
尽管林语堂与胡适有极为相近的思想和个人情谊，但他却站在了鲁迅的旗下。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
长期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冯文炳、川岛等，钱玄同、胡适、顾颉刚、徐志摩、孙伏园等也在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字。
这些文学界大家巨擘，支撑着《语丝》，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学术风格并不一致，但他们的文章“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
不久，1924年12月13日，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周刊也创刊，是一部分曾经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由陈源、徐志摩等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1928年12月29日终刊，一共出版209期，另外有三期增刊。
前138期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此后各期由上海印刷，16开本。
《现代评论》主要刊登政论、时评，同时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该刊“时事短评”专栏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
在文学方面，它刊登的理论文章主要介绍西方的文艺观点，反对“革命文学”的倡导。
该刊发表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主要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的短篇小说，另外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还有少量的剧本，其中“新月派”作家早期作品占突出的地位。
林语堂在当时是极为活跃的，不但大量撰稿，放谈政治，而且亲身参加了“首都革命”的政治斗争。
1925年11月28日和29日，他走上街头，拿竹竿和砖石，与学生一起，直接和军警搏斗，把他投掷垒球的技术也都用上了。
这一次搏斗，给林语堂的眉头留下一个伤疤。
当他每讲起这一件事时，总是眉飞色舞，感到自豪。
后来，他干脆做起《祝土匪》的文章，以生于草莽，死于草莽的“土匪”自居。
他说：“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
”学者只要脸面，“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
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1925年12月5日和6日，这在鲁迅和林语堂交往中，是值得记忆的日子。
这两天，鲁迅两次主动地给林语堂写了两封信。
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
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都避居上海以写作为生时，矛盾爆发了。
同以文字生活，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认为：“愈是空泛的，笼统的社会讽刺及人生讽刺，其情调自然愈深远，而愈近于幽默本色。
”然而鲁迅却不这么看，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这是一...
